世界博覽之日本電視教育文化

日本電視教育文化

文/魏晶婉

雖然現在娛樂方式越來越多元化,我卻從未厭倦和電視機“戰鬥”。從上小學起,我就練就了一身每天看電視看到深夜停播為止的“本領”,電視不出現雪花,我絕不讓電視休息。就算去日本工作了幾年,也放不下“看電視情結”,對看日本的電視也有頗多感受。

QUIZ節目重視國民教育

Quiz是日本的問答猜謎綜藝節目,這種類型的節目大多在晚飯時分的黃金時間,很受日本人的歡迎。與我們國內海選“草根”參加《一站到底》、《開心辭典》等節目不同,日本的quiz節目參加者大多是藝人。而且日本電視台喜歡把藝人分組比賽,比如男藝人對女藝人等。而且組員需要用心合作才能取得大獎,比如十人一組、每人畫一筆完成一幅名勝古蹟;五人一組,各寫一個字母拼出正確的英語單詞。
Quiz節目很重視國民教育,甚至可以說是“有心機”。如對各都道府(各省)的地形,百問不厭,讓人有對日本“國土”不小的錯覺。還比如說,quiz節目鍾意各地土特產,哪裡種的蔥好、哪裡產的肉鮮嫩,哪里便當好吃這種問題,有意無意地宣傳為農業和餐飲的品牌。
日本科技水平發達,quiz節目也側重生活中的科學應用。美國大選時分,quiz鏡頭聚焦到美總統演講現場,問“為啥美領導人演講時,前面總有兩塊透明玻璃架呢”?還有“為何北海道地區多用豎式信號燈”等問題,讓人體會到日本人在生活細節中真是下了很大功夫。

教育節目體現日本人執著品質

NHK教育台節目涵蓋較雜,但語學節目佔了一定比重。儘管英語節目最多,可是也能經常看到漢語、韓語、俄語、甚至阿拉伯語等節目。觀察我國國內的電視廣播節目,滿城盡是英語。前兩年北京地區還有一個外語廣播偶爾有日語、阿語節目,現在已被壓縮得幾近沒有了。
教育台還有烹飪、編織、手工製作等節目,這些節目常由普通主婦來分享她們的生活情趣,主婦這個群體應該是日本社會生活發達的一個源泉吧。
對服務業達人的採訪節目也很吸引人,我從節目裡發現很多大廚、麵包師、酒吧服務員都有出國做學徒的經歷,他們給出的理由是做一行就要做好一行,要盡可能地去原產國學真經。一些暢遊歐洲的朋友對日本的披薩贊不絕口,說其美味已經超過了原產國,日本人善於赶超它國、精益求精的完美主義精神真值得人學習。

“節約大賽” 勵志生活

日本的勵志節目也很風行,它們多關注普通百姓或弱勢群體的生活,側重挖掘他們怎樣直面困難,笑對生活。諸如記錄六口之家參加家庭存錢比賽,姐姐和弟弟為贏得比賽,撿垃圾,給工藝品店做手工掙錢。還有期節目描寫人到中年的父親男扮女裝、學跳“艷舞”,到歌舞廳賺錢養家的心路,真是很讓人感動。
近年隨著日本經濟不景氣,湧現出很多如何“勤儉生活”的節目。比如我看到的一期節目,“每月1萬日元(約合700人民幣)的藝人生存競賽”,要求藝人除了伙食費之外,電費、空調費、熱水等費用加起來,在1個月內用1萬日元來生活,在最後一天餘下的金額最多的人便獲得勝利。這些節目讓觀眾看過之後即共鳴現實的艱難,又可以勉勵日本人對生活的信心。
當然,日本電視節目種類繁多,不乏無稽的搞笑、不客觀和非善意的政治節目,不過總體而已,日本的電視節目還是很優質的,我國的電視從業者應該借鑒其所長。

http://zgws.xinhuanet.com/info.aspx?id=33767&typeid=104

美日台電視文化價值觀之比較

此文以香港為案例,探討外來電視傳送的價值觀。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,查詢香港巿民對美國、日本及台灣電視所傳送的價值觀之看法。研究發現,香港觀眾眼中的美、日、台電視價值可分成四大類型,它們是「西方價值」、「亞洲價值」、「民族價值」及「普世價值」。比較之下,作者發現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及本國文化,都對電視傳送的價值觀產生作用。

關鍵詞:文化價值、電視文化、亞洲價值、西方文化價值、跨境電視、文化帝國主義

壹、目的

本文目的是探討全球化下,外來電視傳送給觀眾的價值觀及它們的異同。本文將以香港為案例,研究香港人對美國、日本及台灣電視文化的價值觀之看法。

貳、資訊霸權及「亞洲價值觀」的爭論

在九十年代末期,學術界曾掀起一陣有關「亞洲價值觀」(Asian Values)的討論,很多論者把這個爭論的起源,追溯至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,在八十年代於新加坡推行的儒家倫理教育。當時,李光耀曾對西方媒介闡述「亞洲價值」的內容(Xu, 1998)。事實上,這場討論可更遠追溯至七十年代,第三世界與工業先進國進行的「世界資訊及傳播新秩序」(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- NWICO)的爭論。

自七十年代起,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國家,特別是英美兩國的資訊霸權(Information Hegemony),提出質疑及反擊。由於歷史、經濟及政治種種因素,這些反擊成效不大;西方工業先進國仍然主導國際資訊及影視文化的流通。

九十年代衛星及有線電視蓬勃發展,西方影視文化進一步散播全球,令很多非西方國家對西方電視可能做成的壞影響,深感不安。西方影視文化的影響在學界也引起「文化帝國主義」的爭論(Antola & Rogers, 1984; Goonasekera & Lee, 1998; Katz & Liebes, 1985; Nordenstreng & Varis, 1974; Schiller 1976, 1991; Straubhaar, 1991; Straubhaar & Viscasillas, 1991)。新加坡的李光耀在1998年的一個亞洲媒體研討會上,提出需要限制西方媒體在亞洲的自由流通,原因是要保衛亞洲社會的基本價值(Yew, 1998)。也有學者認為巨型的傳媒集團,將透過媒介內容,特別是電視節目,令全球文化齊一(Schiller, 1970, 1991; Hamelink, 1983)。但另一方面,很多實證研究卻發現,非英語系列的國家一般都把美國或英國的電視節目,放在非黃金時間播出(Schement & Rogers, 1984),而且絕大部份觀眾都喜愛收看本地節目多於境外節目。收看境外節目的觀眾,一般也不認為外來節目對本身之價值觀有重要影響(Ferguson, 1992; Goonasekera, 1987; Hagiwara et al., 1999; Lee, 1998)。

此外,有批評者認為抗拒西方文化,倡議「亞洲價值觀」的做法,是一些亞洲當權者掩飾其極權、腐敗、侵犯人權的藉口。有學者指出,若說有些價值觀可涵蓋了印尼、韓國、香港及至印度的文化特徵,這種說法無疑十分牽強,因為亞洲本身包含的文化體系極之繁多,差異也大。「亞洲價值」這個概念只是強調「地域身份」的政治概念,多於實質反映亞洲多元文化之概念(Chong, 2002)。亦有論者指出,東西方文化之差異並不是「非黑即白」的分別,佛教、儒家思想及回教文化亦有如西方文化般重視自由、不畏強權及包容異己的一面(Sen, 1998)。

要解決這場「亞洲價值觀」的爭論並不容易,如果多點實證研究,將有助澄清爭論。作者以美國、日本及台灣的電視節目為對象,觀察它們的價值觀念是否不同,藉此探索「亞洲價值」及「西方價值」的特點。

本文以電視文化為研究對象,原因是「文化帝國主義」論者,大都以跨境媒介內容,特別是電視節目,作為他們的重要理據。他們認為西方的電視節目及其他媒體內容,是建構西方文化霸權的工具,因此檢視西方及其他境外電視文化的價值觀,當有助釐清「文化帝國主義」的理據,並可進一步了解所謂「西方文化價值」及「亞洲文化價值」之差異。

參、「西方」與「亞洲」文化之界定及研究電視文化之方法問題

當談到西方及亞洲文化價值之時,自然牽涉到「西方」及「亞洲」之定義。在文化層面上,這兩個概念只能是「相對」及「概括」的觀念。「相對」是指「西方」的意義在於能夠凸顯它與「東方」或「亞洲」之不同,沒有「東方」或「亞洲」的話,「西方」本身所指稱的對象便不明顯,甚至不能出現。「概括」是指「西方」一詞只能泛指一般西歐及北美的先進工業國家,「亞洲」一詞也只能泛指一般在東亞、南亞、東南亞,甚或西亞之國家。而「西方」的概念,在文化層面上,更多時候是以美國及英國的英語和基督教文化系列為代表。「亞洲文化」則多以儒家及佛教文化系列的國家為代表,也有論述會包括印度和回教文化在其中。亞洲文化指涉的對象,會因應討論的課題及國土地域而有所不同。

假若要確切界定放諸西方各國皆準的「西方文化」,或放諸亞洲各國皆準的「亞洲文化」,以目前的研究基礎,似乎不大可能。現時這個研究,正是向了解西方與亞洲文化異同之方向,走出的其中一步。究竟「西方」與「亞洲」價值觀,是否真的很不同,彼此是否確有獨特之處,正是本文探討的問題。

在探討文化異同之時,有人會問,究竟「電視文化」能否代表當地社會的文化。作者相信今天很少人會認為電視文化能夠「全部」或「充份」反映當地社會的文化,同時亦會很少人認為,電視文化「完全不能」反映或「完全扭曲」當地社會的文化。本文作者的意見是,電視文化是當地社會文化的一部份,可以「反映」及「部份代表」當地社會的文化,研究電視文化對了解一地之文化是有所幫助的。

本文除了假設「電視文化部份反映社會文化」外,在方法上還採用了「觀眾視角」去進行研究。一般而言,要了解一個地方的電視文化,可以有兩種途徑。第一種途徑是分析電視節目的內容,第二種是訪問觀眾對電視內容的觀感。第一種分析文本內容的方法似乎較為「客觀」及「直接」,第二種訪問觀眾的方法似乎較為「主觀」及「間接」。但事實上,二者在了解「真相」上,並沒有哪一個較為優勝或更有效(valid),因為內容文本分析也須倚靠分析員的「主觀」判斷,它與倚靠觀眾的「主觀」判斷相比,並不「高明」很多。一個是「觀眾眼中」的電視文化,另一個是「分析員眼中」的電視文化,在「獲取知識」的層面上,不見得某一種方法特別可取。研究「觀眾眼中」的電視文化,是研究社會文化的其中一種取向,它當然不是唯一的取向。由於此文重點不在探討不同方法之優劣,其他方法學上的問題,例如當文本內容分析與被訪者觀感不一致時,哪個結果更有效度,以及是否採用民俗學、歷史分析,或以當地觀眾及文本分析員之觀感較佳的問題,就不在此討論了。

總括而言,此項研究是基於「電視文化能部份反映當地社會文化」的假設而做的,作者同時在這個研究中採取「觀眾的視角」。作者無意把電視文化等同「全部」的社會文化,也不認為採取「觀眾視角」是唯一的方法取向,而它所獲得的發現更不會是「終極」結論。

肆、亞洲價值觀的實證研究

探討「亞洲價值觀」的實證研究不多,其中較為全面的是Hitchcock(1994)的研究。他在新加坡、吉隆坡、雅加達、曼谷、上海、北京、漢城及東京,訪問了一百多人。他發現亞洲人大都強調勤奮、誠實、自律、盡責、和諧、協商、秩序及尊重知識和權威。另一方面,美國人更多強調個人成就、達至成功、幫助別人、個人自由及個人權利。

另一個研究是Hagiwara等人(1999)在1998年做的電視文化研究。從印度、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外來及本地電視節目中,他們發現亞洲價值觀與美國價值觀有相同之處,也有相差之處,而且大家各有正負面的價值觀。在亞洲的電視節目中,正面的價值觀有家庭團結、敬重老人、勇氣、關心別人及謙恭;負面價值則有貪婪、婚外情、婦女不恰當行為(如吸菸、喝酒)及操控他人。而美國節目的正面價值觀包括有勇氣、尊重權威、與家人聚首一堂及關心別人。負面的價值觀則包括不健康的競爭、貪婪、婚外或婚前性行為、粗暴無禮、女性衣著稀薄及個人主義。電視節目反映的價值觀,由於受到節目內容及形式的限制,可能只限於某些類別。Hagiwara及同僚指出,在電視節目內容上,很難界定甚麼是「亞洲價值」或「西方價值」,因為它們有頗多重疊之處。以正面價值觀為例,除了「謙恭」一項是亞洲電視節目內容最為突出之外,其餘很多價值,例如勇氣及關心別人,都同時在美國及本地的電視節目中出現。

承接以上的研究,作者以問卷調查方式,探討外來電視在觀眾心中所含的價值觀。作者選擇美國、日本及台灣的節目作研究對象,是由於香港人最常收看的境外電視就是它們。此外,在經濟發展的軌跡上,它們剛好成為「最先進」、「十分先進」及「先進」的典型,假若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帶來類近的商業或大眾文化價值,這三個地方的電視文化應有類近之處,但程度上亦應有差異(參看Scott, 1997)。這三個地方的比較,也許對「資本主義導致齊一商業或大眾文化」的論述,有一定的參考作用。

伍、研究方法

這個研究的樣本是從香港政府統計處的總人口資料冊中,以隨機抽樣的方式,選出1,500個住戶,他們分佈全港各地。在2001年7月至10月間,作者聘請了35位大專學生按樣本住址到戶訪問。訪問前首先給各住戶去信,說明研究目的及到訪之大約時間,並提供電話以供查詢。到訪時,訪問員再要求訪問最近剛過生日的一位15歲或以上的家庭成員,目的是確保這項研究的代表性。問卷的主要內容,是了解被訪者收看本地及外來電視的習慣,對外來電視的內容、素質及價值觀之觀感,以及它們與本地製作之比較。本文將集中報告香港觀眾對外來電視的價值觀的看法。這些價值觀類別,都是從焦點團體討論(Focus Groups)的材料歸納而來,並放進問卷中查詢香港觀眾。焦點團體討論是在2001年5月間進行。其間進行了兩次的討論,一次包括八名大學生,另一次包括了九位六十歲以上的老人。這種安排是由於老人家看電視的歷史長(七十年代初香港電視已普及),較多觀察及電視經驗,但是口味卻可能與年輕人大不相同,因此焦點討論中,特別加入一組較能表達意見的大學生。焦點討論的主要話題是環繞著他們對本地及外來電視的觀感及意見。他們在討論中很多的內容,例如外來電視的價值觀、社會影響、優劣等等,都在後來的戶口調查問卷中使用。

除去266個已遷徙清拆、地址不確、空置及非住宅用途的戶口後,此項戶口調查的有效樣本為1,234人,我們成功訪問了905人,回應率是73%。在 905人中,55%為女性,已婚人士59%。中學三年級或以下教育程度的被訪者有40%,大專或以上的有17%。職業分佈為14%非技術工人,10%服務零售業,9%文員,7%專業及半專業人士,4%高級行政/經理人員,3%技術工人,18%家庭主婦,14%學生,及7%退休人士。年齡分佈為15至24歲的人佔20%,25-39歲佔32%,40至59歲的佔34%,60歲或以上的佔14%。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為41%在港幣 $15,000或以下,37%於 $15,000至 $30,000之間,17%在 $30,000至 $60,000之間(表一)。以下將報告及討論研究的發現。

陸、收看境外電視的情況

目前香港觀眾可以接收的電視頻道多不勝數,單是香港有線電視一家公司便提供了57條頻道。衛星電視除了STAR TV之外,更可收到中國、日本、美國及歐洲多個衛星台。但是香港巿民仍絕大部份收看無線電視的兩個中文台,即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(TVB)的翡翠台及亞洲電視(ATV)的本港台。其中又以翡翠台佔盡優勢,它在黃金時間中經常取得70%以上的收視觀眾。

在905位受訪者中,96%的人都曾收看外來節目,其中14%的人收看外來節目比本地節目更多。收看的外來節目以台灣(包括中、港、台合作節目)的最多,有87%的人曾看過這些節目。其次為日本,有70%。曾經收看美國節目的有67%。絕大部份香港人收看的美、日、台節目,都是娛樂節目為主,其中又以戲劇節目為多。在研究期間,最多香港人(N=905)收看過的首五名美國節目為《笑笑小電影》(America掇 Funniest Home Video)(34%)、《戒嚴令》(Martial Law)(28%)、《X檔案》(X-file)(27%)、《人類遺產》(Men掇 Heritage)(21%)、《生還者》(Survivor)(12%)。首五名日本電視節目為《阿信的故事》(30%)、《名偵探柯南》(27%)、《悠長假期》(26%)、《戀愛世紀》(26%)、《同一屋簷下》(24%)。台灣節目(包括中港台聯合製作)首五名是《還珠格格》(58%)、《情深深雨濛濛》(57%)、《包青天》(54%)、《小寶與康熙》及《超級紅不讓》(20%)。可是外來節目甚少機會在TVB翡翠台的黃金時間中出現,大部份香港巿民在黃金時間觀看的節目,都是本地製作。只有極少情況下,外來節目能夠登上十大收視節目榜。過去十年曾經上過十大收視節目榜的只有台灣的《包青天》、《還珠格格》、《方世玉》及英國的遊戲節目《一筆OUT消》(The Weakest Link)等少數節目。

柒、美、日、台電視內容及價值觀的異同

雖然香港觀眾並不經常收看外來節目,但是他們大部份人都曾收看過這些節目,並能回答有關問題,其中香港觀眾最熟悉台灣節目。在905位的受訪者中,對台灣節目發表意見的有87%(N=788),對日本節目發表意見的有71%(N=640),而對美國節目作出評論的也有67%(N=609)的人。

首先,大多數香港觀眾(81%, N=513)都說他們喜歡美國電視。超過一半人認為美國電視有不少「懸疑詭秘」、「引發思考」、「反映社會問題」、「警惡懲奸」、「具爭議性」及「多樣化」的內容,百分比都比日本及台灣電視的要高。日本電視的節目內容,只有「反映當地生活文化」一項,被香港人認為比美國及台灣電視多。而台灣電視亦只有「煽情內容」一項,被認為多於日本或美國(表二)。

值得注意的是,美國電視以上的內容,都比日本及台灣的多很多。三地的電視內容比重,只在「反映當地生活文化」及「警惡懲奸結局」兩項上比較接近。這些內容上的差異,也許已反映出美國與日本及台灣兩個亞洲地方的文化差異。

捌、資本主義與文化價值之關係

再看香港人對日本電視內容的觀感,作者發現幾個有趣的現象。

在一些價值觀上,日本電視顯示的頻率,剛好處於美國與台灣電視之間。這些價值觀包括「家長子女似朋友」(35%對63%及28%)、「性開放」(34%對 67%及8%)、「愛情隨便」(48%對68%及17%)、「宣揚傳統價值」(33%對13%及59%)及「寬恕別人是美德」(39%對35%及 45%)。

這個發現為「資本主義導致齊一文化」的說法,提供了支持。由於美國、日本及台灣分別是「最先進」、「十分先進」及「先進」的資本主義體系,假若它們同類的文化價值觀是按多、中、少的形態或次序出現,便符合了邏輯上的一致性。上面的發現剛巧就是這樣。例如最先進的美國電視有最多的「性開放」觀念,沒那麼先進的台灣電視最少,而中度先進的日本電視處於中間,正符合了邏輯上的預期結果。

玖、亞洲價值觀及普世價值

但是深入分析之後,便發覺儘管以上幾個價值觀是多、中、少的排列,這些次序仍有「質」之差異。最明顯的是「性開放」及「愛情隨便」兩項。與其他項目相比,它們在台灣電視節目所佔的比重,十分之少,分別只有8%及17%。這當與中國人社會的傳統價值有關,這些數字顯示文化因素在「中介及干預」(mediate & intervene)資本主義與商業文化之關係。

此外,我們也看到日本與台灣電視在一些價值觀上的比重,十分接近,而且比美國電視出現的頻率相差很多。它們包括「重視家庭生活」(日本電視52%;台灣電視52%;美國電視34%),「宣揚公平、自由、民主」(27%;29%;80%),「重視法治」(29%;31%;80%)及「以武力解決問題」(42%;37%;66%)。由於日本及台灣電視在這些價值觀上十分接近,故此資本主義發展之差異,並未對它們造成影響。也許「重視家庭生活」、「不太重視公平、自由、民主」、「不太重視法治」及「不太以武力解決問題」,就是傳統既有的「亞洲價值觀」。

另一方面,我們又發現三地電視一些價值觀的出現頻率,十分接近;並不是以多、中、少的形態出現。這些價值包括「金錢不是萬能」(日本電視23%;台灣電視 24%;美國電視26%)及「自我犧牲、顧全國家」(40%;38%;40%)。由於出現的頻率大致相同,也許它們就是跨越東西方文化的普遍價值。它們不因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之不同,或東西文化之差異,而有重大分別。這些價值觀也許等同「不應殺人」、「不應盜竊」等普遍為人接受的價值。「普世價值」的出現,除了因為人類有共通之處之外,也當與文化上互相交流有關。

為了進一步確證這三類價值觀的分野,即「資本主義價值」、「亞洲價值」及「普世價值」的分野,作者以「變異數分析」(ANOVA)檢視這三類價值在不同的電視節目中被認知的情況,是否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分別(significant difference)。按資本主義發展高中低的軌跡,出現的價值觀,若它們真的是按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而差異,那麼除了它們被觀眾確認的頻率,應按美國、日本、台灣的順序或倒序排列外,還應在統計測試中,出現三地電視價值都有顯著分野的結果(即「美日」“AJ”、「美台」“AT”及「日台」“JT”三組測試,都呈顯著分別)。

假若「亞洲價值」是存在的話,那麼在方差方析中,美國電視的價值觀,應與日本及台灣兩個亞洲國家的電視價值觀,有顯著差異,而日本及台灣之間,則應差異不大(即「美日」“AJ”及「美台」“AT”有顯著差異,「日台」“JT”則無重大差異)。「普世價值」的測試,則應出現三地電視價值,俱無顯著分別的結果。

表四歸納了上述測試的結果。結果顯示「性開放」、「愛情十分隨便」及「不太宣揚傳統價值」是屬於資本主義主導的電視文化價值,社會愈是資本主義化,這些價值觀便愈多見於它們的電視節目中。「亞洲價值」則包括了「重視家庭生活」、「家長子女關係不太似朋友」、「寬恕別人是美德」、「不太宣揚公平自由民主」、「不太重視法治」及「不太以武力解決問題」。把這些價值觀倒過來看,也許就是美國或它所代表的「西方」文化,例如「宣揚公平自由民主」、「重視法治」及「以武力解決問題」。此外,測試結果還顯示了「金錢不是萬能」和「自我犧牲、顧全國家」,是屬於「普世價值」一類,這兩項價值觀在美國、日本及台灣三地電視觀眾確認的頻率上,並無顯著分別。

測試還發現了一類價值觀,是在某地電視特別明顯或特別不明顯的,也許可稱之為「民族價值」。「重視個人理想之追求」在美國及日本電視中出現的情況,都比台灣(包含中、港、台三地合作)的電視顯著得多。也許「不太重視個人理想之追求」,是台灣及中港兩地社會的獨有價值。表五歸納了四大類型的電視價值觀。

以上的發現說明,較為獨特的價值觀是會在不同地區出現的。亞洲電視文化中較多強調「家庭生活」及「不以武力解決問題」,較少強調「公平、自由、民主」及「法治」。這些就是亞洲較為獨特的價值觀。但與美國電視文化比較,並非「有或無」的分別,它們只是「程度」上的差異。

另一方面,資本主義進程不同,也會對當地電視文化有深淺不同的影響。例如美國電視在「家長子女似朋友」、「不太宣揚傳統價值」及「以武力解決問題」的項目上,都比日本及台灣電視強調得多。此外,本土文化亦發揮它的影響。例如台灣電視中出現「性開放」及「愛情隨便」的價值觀,要比日本及美國電視中出現的少很多。

最後,不同地方的電視也有出現頻率十分接近的價值觀,這些價值觀可被視為跨越地域、經濟及文化界限的普世價值,它們包括「金錢不是萬能」及「為國犧牲」等價值觀。

拾、結論

這個研究發現,香港觀眾眼中的美國、日本及台灣(包括中港台合作之節目)電視價值觀,既有類近之處,也有相差甚遠的地方。整體而言,電視文化價值觀可歸納為四大類型,它們是:(一)資本主義主導的價值,(二)亞洲價值,(三)普世價值,(四)民族價值。

資本主義主導的價值包括了「性開放」、「愛情隨便」及「不太宣揚傳統價值」。這個研究顯示資本主義化程度愈高的社會,它的電視文化愈多反映這些價值。由於美國及西歐社會,都比亞洲社會資本主義化得多,因此這些西方國家,也會更多強調這些價值。也許這些價值觀就是「西方」價值觀的其中部份。

其次,有些日本及台灣的電視價值觀,比美國的顯著地多或顯著地少,例如「重視家庭生活」及「不太宣揚公平自由民主」。這些價值在台灣與日本兩個亞洲社會的電視中出現的頻率,十分接近,因此可稱它們為「亞洲價值」。這些價值的反面,也許亦屬於「西方」價值的一部份。同樣地,上面提到的「資本主義導向價值」的另一面,也可稱為「亞洲價值」。

這項研究還發現美、日、台三地電視中,有兩項價值觀的出現頻率大致相同,它們是「金錢不是萬能」及「自我犧牲、顧全國家」。或許它們就是跨越東西文化的普世價值。

此外,有些文化價值,特別地多或特別地少出現於某一個社會的電視節目中,這些價值也許就是某個民族特有(非獨有)的價值。例如「重視追求個人理想」的價值,顯著地較少出現在台灣電視中。此外,「性開放」及「愛情隨便」,亦較少在台灣電視中看到。另一方面,「宣揚傳統價值」在美國電視中顯著地少,而「宣揚公平自由民主」及「重視法治」,則在美國電視中顯著地多。

綜合上面的討論,這項研究發現,有些價值觀或會受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,例如「宣揚傳統價值」。有些卻是民族本身文化所主導的,例如「性保守」。另有一些則是不同社會都共有的,例如「金錢不是萬能」。

此外,有一些文化價值既受資本主義主導,亦受本地社會文化的影響,例如「性開放」及「愛情隨便」兩個價值,既按資本主義發展高中低的次序出現在美國、日本及台灣的電視中,也顯著地少在台灣電視中出現。這種情況表明了社會民族對這兩項價值觀的影響。按以上的討論,作者再「大略」地進一步,把眾多價值觀分成「西方」、「亞洲」、「民族」及「普世」四類價值觀(表六)。作者之所以稱之為「大略」,是由於這個分類只將一些價值觀以逆轉邏輯推論之。例如亞洲價值「重視家庭生活」,倒過來便成為「不太重視家庭生活」的「西方」價值。這種推論比較粗疏,但作為「假設性」的推論,應有利於「西方」及「亞洲」文化價值的進一步探討。

表六顯示「西方」與「亞洲」文化確有差異。雖然這些差異是程度上之不同,但都是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。另一方面,若以電視價值出現頻率相距20%為準則,有些價值便可進一步界定為「民族價值」,例如美國的「性開放」及「重視法治」,台灣的「不太重視個人理想之追求」及「愛情嚴謹」。以20%的差異作為界定「民族價值」的標準,是按作者的觀察而來的,因為20%的差異在電視價值出現的頻率中,已屬「偏高」或「偏低」。

這項研究只是探索「西方」及「亞洲」文化價值的其中一步,它不應被視為是總結性的研究。作者建議日後的研究可把這些初步發現的電視價值,與當地人確認本地電視的價值作比較。此外,也可與當地人自認為是當地社會的價值作比較。這兩種做法可檢視「他者」確認的電視價值,與「當地人」確認當地電視價值之差異,並可進一步了解「電視文化」與「社會文化」之關係。此外,外來電視的節目,也許只能代表電視輸出國的部份文化,因此全面觀察輸出國的電視節目及價值觀,應對電視文化及當地文化的了解,有所幫助。

http://www.jour.nccu.edu.tw/mcr/0078/002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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